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是犹如野火一般烧遍了整个中国的所有行业。

作为“钢铁长城”的解放军自然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前有“横刀立马”的彭德怀，后有被打倒的贺龙、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等元帅。

整个军界似乎风雨飘摇。

几位开国上将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陈锡联等人也卷入了这场自上而下的全国性运动。

面对这样的复杂形势，他们在毛泽东的特殊关照之下，冷静沉着，可以说是忍声吞气，稳住了军队中的大局。

1967年1月，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在上海发动了著名的“一月夺权”。

造反派们冲击市委市政府，并趁机接管了上海。

消息传出，全国的造反派欢欣鼓舞。

南京的造反派迅速聚集起来，“依样画葫芦”夺了江苏省委的权。

作为南京军区总司令员，许世友也如坐针毡。

来自全国的造反派开始串联，陆续来到南京。南京城里出现了“打倒许世友”的大字报。

“二月逆流”之后，南京城的形势更为紧张。造反派冲击了南京军区，许世友的两名得力干将——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陶勇和聂凤智都被造反派抓走。

随后，陶勇的尸体出现在南京郊区的一个枯井里边。

聂凤智则经受了严刑拷打之后，被塞到麻袋里边。

幸好有许世友及时出手，才救下他的性命。

战友的惨像让性格豁达的许世友也不禁感觉到丝丝寒意。

造反派反复冲击许世友在南京的住处，这导致他不得不离开住处，进入到大别山“打游击”。

随后，造反派们直接抄了他的家。

他十分珍贵的1955年授衔时穿的上将礼服也被造反派用锐器划破。

一时间找不到许世友的造反派给许世友造谣，声称许在延安的时候就想造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革命。

于是，南京城里到处都是“逮住许世友”的口号，这让许世友更不可能“出山”了。

在大别山，许世友拿出当时解放战争时候的派头。

在大别山入口中设置了关卡，并架上了重机枪。

这个架势也让那些天不怕地不怕的红卫兵望而却步。

恰好毛泽东在1967年夏南巡到上海。

当他得知到许世友躲到大别山不出来后，便让素来与许有矛盾的张春桥坐飞机去接他。

尽管是一百个不愿意，但张春桥也只能奉命行事。

见到张春桥后，许世友也十分狐疑，一时间也摸不清楚到底是毛泽东的意思还是张春桥的阴谋。

据说在坐飞机之前，他给心腹郑重其事的留下了“遗言”：万一出事，把他的遗体安葬在老家，千万不能火化了。

当然这一切都是许世友“杞人忧天”。他最终安全的来到了毛泽东面前。

面对老泪纵横的许世友，毛泽东向其“表了态”：完全信任许世友，信任南京军区。毛泽东特别告诉张春桥等人，绝对不能揪斗许世友。

许世友顺利回到了南京，并带回了毛泽东的那句话：军队要稳定，许世友要保。

这句话让许世友在南京的处境大为改善，很多反对他的大字报就销声匿迹。

但好景不长，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很多江苏、安徽一带的造反派再次串联起来，欲对许世友不利。

在许世友离开上海之后，毛泽东一直在中南海关注着许世友的情况。在得知其安全受到威胁后，他也坐不住了。

毛泽东让周恩来打电话给许世友，让他来北京“做客”。

周恩来给许世友拨通了电话，高兴的说：“许司令，真是佩服你啊，难得被毛主席这么关照！”

8月底，许世友被秘密接到了中南海居住。他

的住处离毛泽东每天都来的游泳池仅有一箭之遥，足见毛对其的信任。

在40天后，1967年10月1日，按照毛泽东的安排，许世友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登上了天安门。

许世友的名字出现在当天的《人民日报》上面。

这是给全国的造反派们一个信号。

而随着1968年3月，江苏省革委会成立，许世友成为主任。

他在文革中的地位也变的越发稳固。

1966年年底，在福州军区任司令员的韩先楚接到中央的命令，让其兼任福建省省委书记。

此时的韩先楚可谓是党政军一肩挑，但显然随着文革的勃兴，他也感到如履薄冰。

果不其然，在1967年“一月夺权”发生之后，福建的省委省政府迅速聚集了大批的造反派，要夺省委省政府的权。

这些造反派大多数是初出茅庐的学生，当然其中还混有一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乱党”。

一连几天，造反派们聚集在省委大院不走。

这如果是在战争年代，暴脾气的韩先楚必定要采取“非常手段”。

但面对这些懵懵懂懂的学生，他思虑再三，决定“开门待客”。

韩先楚将“辩论会”开在了福州的一个灯光球场里边。

一时间双方剑拔弩张，势要“拼个你死我活”。

造反派认为军区是以搞战备之名反对革命。

韩先楚披着军大衣在现场“舌战群儒”。

他告诉造反派们，福州军区的区位特殊，对岸就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

如果不搞战备，国民党的飞机七分钟就能飞到福州上空。

韩先楚的这句话显然震慑到了造反派们，让他们夺权的势头有所减弱。

1967年1月，为了稳定军心，毛泽东签发了《军委八条》。

这对于地方军区来说是一个喜讯。

面对福建此时乱局，韩先楚也认为应该有所举措了。

于是，他召开省委常委会，统一思想，拟定撰写《福建前线部队公告》。

这份公告昭告福建的群众，尤其是造反派们，福建是我国的东南大门，不容有乱。

如果乱了福建，那么将会影响到祖国边防的稳定，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1967年2月6日，毛泽东指示叶剑英将这份公告发到整个军队系统。

这份公告可以说给各个军区“打了一个样”。很多军区的老同志也对韩先楚竖起了大拇指。

但在“七二零”事件之后，江青在军队中掀起了“揪军内一小撮”。军区的造反派也嗅到了“风向”，竟然打出了“打倒韩先楚”的横幅。

面对一浪高过一浪的口号，韩先楚再也忍不住了。他先后向中央提出了辞职和休长假的报告，以示抗议，但均未被批准，只好在福建苦苦支撑。

造反派已经猖狂到冲入韩先楚的办公室将作战图和书籍扔的满地都是。

但显然，毛泽东并未忘记那个从红军时代就跟着自己的猛将。

1967年8月1日，毛泽东让周恩来邀请韩先楚参加在中南海举办的建军40周年招待会。

同年10月1日，毛泽东亲自来到京西宾馆接见了包括韩先楚在内的各大军区负责人。

当着众人的面，毛泽东握着韩先楚的手大声说：“你韩先楚是打不倒的！”

这句话在当时流传甚广，造反派们听到之后便再没有打韩先楚的主义。

与此同时，在济南军区，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也被造反派们团团围住，要求揪出军区里的走资派。

作为军中宿将，杨得志在长征中就是开路先锋，组织了“强渡大渡河”等高强度的战役。

他一直是毛泽东极为赏识的战将。

1953年，杨得志刚从朝鲜战场回来，就在天安门上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

毛泽东高兴的向在场的刘少奇、朱德和董必武等人说：“此人大名鼎鼎，杨得志，是红军的先锋，是我的湖南老乡。”

这时的杨得志可以说是咬碎了钢牙，但这些造反派们却不管这些。他们高举横幅，一次次的冲击着军区司令部。

没招了的杨得志甚至将上了膛的手枪放在了军区门上的桌子上。

但群情汹涌，造反派们还是不肯退去。

在战场上从未慌乱的杨得志急的满头大汗，甚至有了“动武”的想法。

正在这时，司令部办公室的电话响了。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打来的电话。

电话中周恩来嘱托杨得志一定要稳住军心，做好黄河沿岸的三线建设。

总理的电话如同一剂清醒剂，让头脑开始发热的杨得志瞬间恢复了理智。

不管外边如何嘈杂，他稳坐司令部，稳住了济南军区，也稳住了军心。

与此同时，作为党和国家的喉舌，政治舞台的风向标，《人民日报》也在次日发表了一篇豆腐块大小的文章，标题是“杨得志同志近日视察黄河堤坝建设”。

这一切预示着，杨得志不能动，他仍是济南军区的“定海神针”。

当然，此时在文革中如坐针毡的还有沈阳军区的陈锡联。

1966年之后，陈锡联身兼数职，沈阳军区总司令，辽宁省委第一书记，可以说是东北真正的负责人。

在文革开始之后，沈阳军区也不太平。

军区的造反派先后打出了“打倒陈锡联”、“火烧陈锡联”的大字报。

陈锡联的副手唐子安被造反派戴上高帽子，惨遭游街揪斗。虽然经周恩来从中斡旋，陈锡联免遭批斗，但来势汹汹的“红卫兵”们仍然让他忧心忡忡。

作为15岁就开始当游击队员，闹革命的陈锡联，是有名的“红小鬼”。

抗战期间，22岁的他曾经亲率军队炸毁了日本二十几架战机，一时间轰动全国。

在文革中，陈锡联免于遭受冲击，还有一个原因是他在解放战争中和谢富治是搭档，两人关系不错。

我们知道，谢富治是江青的“得力干将”。

由他在江身边说好话，陈锡联在东北才没有被揪斗。

1968年，年仅27岁的毛远新来到东北，成为陈锡联的政委。虽然年龄差距比较大，但由于毛远新的特殊身份，陈锡联对其毕恭毕敬，两人关系相处的不错。

当然，东北在文革中出现的一些冤假错案，便必不可少的跟陈锡联有关系了。

在“四人帮”粉碎之后，陈锡联多次向中央深刻检讨自己的错误，表示东北在文革时的错误，自己负主要责任。

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接受了这位老将军的诚恳检讨。

邓对人说，陈锡联为人胸襟开阔，绝不是造反之人。

在文革期间，像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陈锡联这样的大军区司令是幸运的。

因为他们有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特别照顾。

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时候就曾经说过，对于许世友等人是要保的，不保他们谁去前线打仗啊？

这几位军区的“大佬”一定程度上是全军的基石，动了他们也就动了整个军队的稳定。

在“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深思熟虑，一方面为了肃清林彪的影响，另一方面为了避免军区一把手过多的受文革的影响，决定对十一个军区的司令进行对调。

这些军区司令员从此在新的岗位上，继续抓稳定、抓战备，成为一枚枚的“定海神针”。

参考资料：

张晖《“文革”中的大军区司令员》《党史博览》

尹家民《“文革”时期毛泽东对许世友的特别关照》《党史博览》

罗元生《“文革”风浪中的韩先楚上将》《党史博览》

峥嵘《杨得志对毛泽东的记忆》《党史纵横》

宗禾《毛泽东临终前为何把军权交给陈锡联》《兰台内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