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发行的《王震传》一书中，记载了1992年年初，王震在广州期间，与邓力群及当时担任中央政策研究室职务的卫建林所进行的一次重要谈话。

图|王震

交谈的内容横跨诸多领域，然而提及的唯一人物，却是毛主席。

“毛主席眼光超前50年！”

王震在晚年之所以发出如此感慨，实则与当时全球范围内发生的一件震撼人心的重大事件紧密相连。

一

在高中历史教材中，我们接触过一个重要的历史术语——东欧剧变。在西方语境中，这一历史现象被定义为1989年前后，东欧若干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与工人党在较短时间内失去政权，进而引发社会制度发生一连串深刻变革的历史进程。

事件以苏联解体收场。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员，苏联的解体对中国所造成的震动尤为深远。

自东欧剧变以来，王震几日来食不下咽，常独自坐在餐桌前，低头不语，神情沉郁。家中人见其年事已高，担忧其身心承受不住，纷纷上前安慰与劝解。

“人是铁，饭是钢！”

图|罗马尼亚街头旧影

王震始终摇头不言，身为一位历经革命烽火的老将军，他在短短数日间深思熟虑，尤其反复思量起毛主席生前对他的教诲。

据王震的秘书李慎明所述，曾有一次，王震向其分享道：

“在六七十年代，毛主席曾不止一次地当面向我警示，‘王震啊，若如此下去，恐怕将导致无数生灵无辜丧命！’彼时，我犹自不信，误以为老人家是在进行恐吓。然而，时至今日，我深信不疑。”

数日之后，一位来自杂志社的编辑亲自登门进行采访，王震向他们坦诚地表示：

“今时今日，触目惊心的现实已向我们昭示，政权一旦攫取，仍有失守的可能。毛主席的洞察力至少超越了我们半个世纪。”

尽管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的发生，与西方国家所推动的和平演变进程存在一定关联，然而，这些问题与东欧及苏联自身面临的困境亦密不可分。

自二战结束以来，受苏联影响，东欧诸国相继成立了八个社会主义国家。鉴于这些国家原本就是在苏联的支持下得以成立，它们对苏联的依赖性自然深厚。起初，苏联与东欧国家间的交往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关系格局逐渐发生了变化。

自1947年杜鲁门主义出台以来，美苏冷战正式拉开帷幕。鉴于国际格局的变化，苏联增强了对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以及军事管控，此举旨在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形成有效对抗。

苏联解体

苏联强行将自己的意志施加于东欧国家，阻断了这些国家自主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路径的可能。更为严重的是，在苏联与东欧国家的交往中，民族利己主义倾向明显，迫使这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不得不服从苏联的利益优先原则。

随着时间的推移，东欧各国与苏联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

尤为关键的是，由于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僵化，苏联及其东欧盟友未能有效解决内部问题。尽管东欧国家有意识地寻求脱离苏联的束缚，并积极尝试开拓自主的经济发展路径，然而，受到苏联的影响以及自身腐败问题的掣肘，这些努力所取得的成效并不显著。

在八九十年代东欧剧变的风云变幻中，王震体会颇深，此情此景，令他不禁回忆起五十年代初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件微小而深刻的往事。

第一阶段，鹰潭至南平段；第二阶段，则将继续向南延伸。舟至厦门，定名鹰厦铁路。

1954年二月，王震受命担任铁道兵司令员并兼任政治委员，自此全面接管鹰厦铁路的启动与建设大任。

新中国伊始，条件尚属艰苦，鹰厦铁路的建造遭遇了空前的挑战。由于药品和医疗资源匮乏，许多战士身患疾病，即便如此，他们依然坚持奋战在工地一线。对于那些确实无法参与劳动的战士，只得将他们安置在附近临时搭建的工棚中休养。

王震目睹此景，内心焦虑不已，遂前往当地县政府寻求协助，期望政府能妥善解决战士们的困境。却未曾料到，只因着装略显朴素，竟遭遇了当地政府的刁难。

图|王震

县长对那位衣着朴素的老人并未给予丝毫关注，甚至态度冷漠，甚至下令公安前来拘捕。幸好在关键时刻，王震的前部属许清顺及时赶到现场。尽管县长并不熟悉王震，却对许清顺颇为了解，深知此人是位显赫的官员，也清楚自己此举触碰了硬茬。

王震毫不拘束，迈开步伐，径直步入县政府办公室，随即拨通了时任福建省委书记叶飞的电话。

听闻王震的讲述，叶飞同样怒不可遏。他不仅派遣人员保障战士们的基本生活需求，更果断地将那位依仗权势的县长予以撤职并展开调查。

尽管此事在王震的一生中不过是一桩微末小事，然而这位专横跋扈的县长却在他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记。

岁月流转，东欧巨变与苏联解体的震撼消息相继传来，王震方才深刻领悟到当年那位小小县长的分量，亦深感毛主席当年的良苦用心。

二

在1965年左右，毛泽东主席将身边的工作人员派遣至农村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劳动锻炼。同年五月，毛主席再次踏上了井冈山的土地。

毛主席与王震握手图

吴旭君清晰地记得，在那个年代，毛主席曾对他说过这样一句话：

“我屡次提出关键问题，却遭遇重重阻力，他们无法接受。我之所言，非关个人，而是关乎国家的未来、党的前途，关乎我们是否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改变或维持其本色。我深感忧虑，不知将这个班交给何人，方能让我安心。我尚在人世，他们却已如此！若照此行事，我及众多先烈们毕生奉献的努力，将化为乌有。”

“心怀无私，我深感中国百姓正承受着艰难困苦，他们渴望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时牺牲了多少生命？这个问题有人深思过吗？我，曾认真思考过。”

毛主席的话具有深刻意义。

即便新中国已成立十余载，毛主席对国家未来始终抱持着深切的忧虑。他坚信，国家亟需构建一种机制，如同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那般具有“政治民主”特性的机制。毛主席对此忧心忡忡，因为他深知，若此问题无法得到妥善解决，中国或将孕育出特权阶层。一旦陷入那样的境地，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胜利果实，恐将化为乌有。

图|毛主席（左一）

尤为关键的是，毛主席并非在建国数十年之后方才着手思考这一问题，实际上，他在中央苏区时期便已开始对此进行深思熟虑。

1931年11月，随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正式成立，我国随即设立了专门负责打击贪污腐败、官僚主义等违法行为的工农检察委员会。

自检举控告机制设立以来，不久便有人揭露，时任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谢步升涉嫌腐败。经深入调查，证实谢步升在任职期间堕落腐化，挪用公款，且收受贿赂，庇护地主，更犯下强奸妇女等重大罪行。

令人意外的是，案件上报至苏区中央局时，时任该局的谢春山竟认为谢步升并无重大过错。未经调查，他便下令瑞金县裁判部释放了谢步升。

尤为重要的是，谢步升自诩功勋卓著于革命事业，且不认为自己犯有任何罪行，其傲慢无礼的气焰更是引起了中央的极大关注。

时任瑞金县委书记的邓小平，听闻此事后，勃然变色，猛拍桌案，怒吼道：

“若是对诸如谢步升这般的贪污堕落之徒不予整治，我作为县委书记，又如何能向广大人民群众交待？”

图|邓小平

邓小平不仅在向苏区中央局汇报谢步升事件的同时，亦将此事及时禀报于毛主席。毛主席闻言后，立刻明确表示：

“若不清除腐败，苏维埃的旗帜便难以高举，共产党亦将丧失威望与民众的信任！与贪污腐化展开斗争，乃我党人的神圣职责，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

1932年5月5日，瑞金县裁判部对谢步升做出了死刑的判决。谢步升对此判决表示不服，遂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提起上诉。然而，该法庭最终驳回了谢步升的上诉。仅仅在驳回上诉后的三个小时之内，谢步升便被执行了死刑。

在那个充满硝烟的战争岁月里，干部稀缺的时代背景下，毛主席依然展现出非凡的毅力和坚定的决心。

谢步升，作为我党历史上首位因贪污腐败被处决的干部，固然并非绝后之人。

即便后来在建国初期，刘青山与张子善也曾战功卓著，备受赞誉。即便在贪污案爆发后，仍有众多人为他们求情，希望基于他们过往的功勋，能够网开一面。然而，毛主席却断然拒绝。

“倘若我党干部人人丧失廉洁，贪婪无度，胡作非为，而我国无法有效治理此类现象，那么国家必将陷入混乱，民众必将效仿李自成的抗争之路。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皆面临此困境。记得当年处决刘青山、张子善时，我曾言，处决他们二人，实则是挽救了两百、两千、乃至两万人的生命！我始终坚信，杀人非同割韭菜，务必谨慎行事。若问题累积如山，则积重难返，届时后果不堪设想。”

值得关注的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毛主席曾就党的命运展开过三次重要的“对谈”。

图|郭沫若《甲申三百年》

初度为1944年，毛主席与郭沫若之间那场著名的“甲申之辩”。

郭沫若在这一年撰文《甲申三百年祭》，文中记载了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军攻克北京，夺得政权之后，他及其麾下将领们沉溺于享乐，缺乏进取之心。短短一个月后，他们便遭遇了悲惨的失败。李自成亦在九宫山上不幸丧命。

彼时，国民党中央对郭沫若的著作提出批评，指出其文辞暗指历史，宣扬失败主义。然而，唯有毛主席独具慧眼，洞察文章中的珍贵价值。此后，毛主席还特地致信郭沫若。

敬启者，阅毕大作，实感奖誉过谦，心中惶恐，不敢承纳。关于《甲申三百年祭》，我们将其视为重要的整风文献。常言道，小胜则骄，大胜更骄，屡次失利，如何才能避免此类心态，实为值得关注的问题。尽管我谨慎小心，唯恐有所闪失，但世事难料，说不定何处会出现纰漏。若您察觉到任何不足或错误，恳请随时告知。

次为1945年，抗战胜利之际，毛泽东主席与黄炎培先生在窑洞中进行的著名“窑洞之谈”。

六十余载的人生历程中，耳濡目染的故事暂且不论，单是亲身经历的，无不体现着“兴则勃发，亡则突然”的道理。无论是个人、家庭、团体，还是地方乃至国家，无数的单位似乎都未能摆脱这种周期律的束缚。起初，大家齐心协力，每件事都倾注心血，每个人都全力以赴，或许那时正是艰难困苦之际，唯有在万难之中寻求一线生机。随着时间的推移，环境逐渐改善，人们的精神状态也随之松懈下来。……历史长河中，“政怠宦成”的现象时有发生，“人亡政息”的案例亦不鲜见，“求荣取辱”的故事亦比比皆是，总之，没有哪个单位能够跳出这个周期律的循环。”

毛主席高兴地对黄炎培说：

“我们已探寻出一条新路径，以摆脱那所谓的‘周期律’束缚。此条新径，即民主之道。唯有让民众得以监督政府，政府方不敢有丝毫懈怠。唯有每个人都肩负起责任，方能避免政权衰亡的悲剧重演。”

毛主席的一番话语，深深启发了黄炎培，使他不禁心生感慨：

“此言甚是，唯有将大政方针交由公众决策，个人功名之心方能得以遏制。唯有将各地事务公之于众，方能确保人才与事务相得益彰，各得其所。运用民主之力，打破历史周期律，此举或许成效显著。”

在1949年2月的第三个时刻，党中央的毛主席引领机关抵达北平，期间与周恩来总理进行了著名的“赶考”对话。

毛主席重提数年前所读郭沫若所著的《甲申三百年祭》，并向周围的人发出警示：

“即将踏入北平的门槛。我们共产党人的北平之行，与李自成的北伐截然不同，他们入城后便发生了转变。而我们，将肩负起继续革命的使命，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直至共产主义梦想的实现。”

彼时，毛主席日间行走在路上，休息时间不过区区四五个小时。周恩来同志曾劝慰他需多加休憩，然而毛主席却精神奕奕地回应道：

今日正是奔赴京城之时，即便熬夜也心绪飞扬。毕竟这是奔赴京城“应试”的征程。若精神不振，如何能胜任这场“赶考”之旅呢？

周总理曾言：

“都应考过，别掉队。”

毛主席意味深长地说：

“若退却，则必陷于失败。我们绝不愿效仿李自成，心中均怀揣着取得优异成绩的愿望。”

图|毛主席

事实上，在建国前夕，毛主席的三次对谈均旨在阐述一个核心理念：借鉴历史，中国共产党人绝不应重蹈历史的覆辙。

换言之，所谓的“过两关”的挑战，首先在于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后，能否经受住历史考验，避免重蹈李自成的悲剧；其次，在于国家财富积累之后，中国是否能够坚守初心，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首问，我国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先烈早已给出了答案，他们的贡献卓越非凡。至于第二个问题，显而易见，这并非一朝一夕能够解答，它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

三

著名党史学者石仲泉在论述毛主席对党的命运所进行的三次重要“对谈”时，曾有所提及。在历史的长河中，许多人曾坚信，贪腐现象仅限于资产阶级，而社会主义社会则不应存在，亦不应出现此类现象。

这种观点过于简化了对复杂社会历史现象的理解。

显而易见，王震早在数十年前便洞察到了这一问题的存在。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但也有人因此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所取得的成就产生了质疑。

王震对此现象保持着极高的警觉。在全力拥护改革开放之际，他亦不遗余力地在各种公开场合发声，呼吁关注。

毛泽东思想旗帜不能丢。

随着时间的推移，每逢举行纪念毛主席的活动，王震总会亲自到场，甚至还会主动协助解决活动中遇到的种种具体难题。

1988年9月9日，正值毛主席逝世十二周年纪念日。当天午后，王震与其身边的工作人员闲谈，话题自然转向了毛主席。在提及一部电视剧时，王震的情感不禁激动起来。

“当前，有人将各种言论都归咎于毛主席，声称他曾经说过‘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然而这根本不是事实！这种说法乃是由基层人士所提出的。记得在1958年，当我向毛主席汇报时，他本人对此类言论也深表怀疑，认为无人会作出如此荒谬的论断。”

事实上，当与毛主席同处一时代，众多人对其难以领悟。然而，当时间跨出这一时代，人们重新审视过去，无不认真反思。

与王震将军同出一辙，撰写了《谁是最可爱的人》的魏巍，亦在九十年代初，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反思，著文予以阐述。

图：毛周合影

“在过去的两年里，国际舞台上接连发生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事件，众多社会主义国家发生政权更迭，社会性质发生改变，这一现象已成为公众热议的焦点。对于每一位关注社会主义未来的人来说，这些都无疑引发了深刻的沉思。这一切究竟是如何演变而来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能从中汲取哪些教训？这些问题将长久地萦绕在人们的讨论之中。”

革命先辈们那远见卓识的智慧，无不令人油然而生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