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战争的三大战略决战中，辽沈战役与平津战役均由东北野战军担纲指挥。事实上，我军实力的显著逆转，正是从东北战场的崛起开始的。坦白而言，夺取东北对我党扭转战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许多人对于国共两党在东北地区的冲突缘由尚不清晰。毕竟，当时美国曾积极介入调停，一度几乎实现成功。
翻阅往日的一篇旧作，同时亦将深入探讨林总在解放战争中所展现的举足轻重的作用。
壹 背景
1945年8月9日，苏联的百万雄师150万红军迅速挺进东北，如同秋风扫落叶，对日本关东军发起了一场猛烈的攻势。与此同时，美国向日本投下了两颗原子弹，至此，日本已无力回天，继续抵抗只会招致更为严重的毁灭。因此，日本在8月15日不得不宣布投降。
在此之前，人们普遍预见到日本投降只是迟早的事，但谁也没想到这一时刻竟会如此迅疾到来。当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各地，从重庆至延安，全国顿时沉浸在一片欢腾之中。然而，随着局势的急剧变化，延安的形势逐渐变得严峻起来，欢愉的氛围很快被沉重的气氛所笼罩。
抗日战争的胜利为蒋介石的一生画上了浓墨重彩的惊叹号，他的声望一时无人能及。美国对其的支持不言而喻，而苏联更是通过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全力以赴地站在了蒋介石一边。
本地区有必要明确，我党与苏联党均为共产国际的成员。那么，为何苏联未向我党提供支援，反而转向支持蒋介石呢？
外蒙古的独立地位，对大连港和旅顺港的控制权，以及中东铁路的相关权益。
蒋介石未曾置身于雅尔塔会议的与会名单之中，这并非出于他个人的回避意愿，而是由于无人发出邀请。然而，当他得知那是一项明显背叛国家利益的条约时，怒火中烧。他坚信，若我国未参与其中，他国擅自将我国权益作为交易的筹码，此举实乃对国家威望的严重损害。因此，他决定派遣宋子文与蒋经国赴苏联，寻求斯大林的支援。
“你的观点固然正确，但当前情况是贵方来寻求我们的支持，而非我们寻求贵方的援助。若贵方能独立战胜日军，又何须提出此类问题？”
随后，应斯大林的指示，苏联红军进军东北，将既定的目标化为现实，迫使蒋介石不得不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鉴于蒋介石政府承诺了如此优厚的待遇，与之相比，“土八路”显然无法匹配这些条件，斯大林自是倾向于站在蒋介石一方。
在抗日战争的胜利画上句点之际，国共两党亟需面对的首要任务，便是着手处理有关接收沦陷区的一系列事宜。
然而，近年来，国军不得不退守至大西南。如今，若要重返东部沿海及中原腹地，仅凭那破败的交通基础设施，以及几近停滞的铁路与公路，恐怕非数年时光难以实现。
中共的军队大多驻扎于沦陷区周边，行军不过数步便得以穿越。
蒋介石焦急万分，深恐八路军抢得先机，遂紧急向延安发送急电，敦促八路军暂留原地。然而，这封电报却遭到了坚决的回绝。
面对此策略的成效不彰，老蒋果断转舵，以和平谈判的幌子，诚挚地邀请毛主席莅临重庆，共商国是。
事实上，我党始终不愿与国民党正面冲突，鉴于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取胜之难。因此，我们的根本诉求在于构建联合政府，以防止权力落入蒋介石一人之手。
然而，蒋介石竟提出要求我党放手对军队的领导权，这一要求触碰了我党的底线。回首1927年的那段历史，老蒋发动的清党运动仍如在眼前，那时若无武装，便似案板上的鱼肉，任人摆布，任人宰割。
蒋介石的确抱有开战的坚定决心。他指挥着庞大的百万军队，并得到了美国和苏联的双重援助。在他身旁，怎能容忍他人安睡无忧？若让其留存，无疑是埋下了潜在的不安定因素。
延安方面特地向苏联咨询关于未来发展之见解，斯大林则明确表态，坚决抵制两党间的武装冲突，并要求中共遵从蒋介石政府的指挥。此外，他强烈提议毛泽东主席前往重庆参与和谈。
得知这一消息后，延安的心情瞬间变得异常沉重。原先期望苏联能在关键时刻提供援助，然而现在连苏联的支持也化为乌有，面对蒋介石的挑战，又如何能有所作为呢？
换言之，对中共来说，抗战胜利的欢愉并未长久，紧随其后的是一场关乎生死的激烈革命斗争再次紧锣密鼓地展开。
此刻，毛主席以其非凡的战略洞察力，将视线聚焦于东北，即当时被称之为伪满洲国的地域。
实则，我方踏足东北之地并非一时兴起。远在1944年11月和1945年5月，毛主席在党内若干关键会议上，就已清晰阐明，我方需着手在东北四省展开行动。毕竟，一旦东北之地落入我手，革命的大业便拥有了坚实的基石。
为何选东北？
首先，这一点显而易见，考虑到国民党在东北地区的统治基础并不稳固。
自张作霖执掌东北政权以来，直至日本建立满洲国，国民党势力始终未能染指这片土地。此时，若有人能够捷足先登，东北之地唾手可得。凭借深厚的群众基础，政权的建立也将变得相对容易。虽然中共在华东、华中拥有广泛的根据地，却未能形成统一战线，更未掌控任何一座大城市。表面上看似繁荣，实则实力薄弱。若能掌控东北的四个省份，便将拥有稳固的根据地，无论是兵源补充还是后勤补给，都将得到坚实的保障。
东北富裕显著。
此理不仅我党洞悉，亦为老蒋所深知。所谓“富裕”，并非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实则是指东北地区的工业体系。早在张作霖执掌东北时，东北便已踏上工业化的征程。而日本侵略者侵占东北后，更是不惜巨额投资，构筑起了一套完整的工业架构。
昔日东北的势力究竟何等雄厚？1943年，该地区煤炭产量几乎占据全国一半，生铁产量达到全国88%，钢材产量更是高达全国93%，水泥产量占比更是高达66%，机械工业的发展更是令人惊叹，达到了95%。至1945年，东北的工业总产出已超越日本本土。
往昔，安倍晋三的先祖岸信介曾在东北度过了数载岁月，为东北工业体系的蓬勃发展贡献了显著力量。他当时推行的“经济统制”政策，实质上是对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借鉴与采纳。当岸信介步入首相之位，他依然坚守这一计划经济的理念，持续加以推行。
的确，自日本战败以来，经过数年的过渡期，该国便实施了计划经济体制，这一策略对日本经济的复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样，韩国在朴正熙，即现任总统朴槿惠的父亲执政时期，也采纳了计划经济模式。日韩两国之所以能够崛起，正是得益于这一经济体制的强大支撑。
移步至东北地区，这里不仅坐拥完善的工业架构，更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该地区的人口数量接近五千万，约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
换句话说，若有人能够掌控东北地区，那么便掌握了争夺全国霸权的筹码，这便是所谓的“得东北，便得天下”。
然而，国共两党在东北的较量昭示了一个真理：并非“谁掌握东北，谁便能掌控全局”，实则“赢得民众之心，方能赢得天下”。蒋介石终身未曾深刻领悟这一道理，因此三年之后不仅失去了东北，最终更是被逐至那孤岛之上。若非朝鲜战争的爆发，恐怕他真的将前往菲律宾度过余生。
贰 憧憬
在抗战胜利的喜悦时刻，各地解放区纷纷投入了紧张的行动。其中，冀热辽军分区的曾克林部队，由于地理位置接近东北边疆，因而率先抵达了那片广袤的土地。
曾克林所率的十六军分区约四千余众抵达山海关，却遭遇了盘踞当地的日伪守军。这些守军坚决拒绝向八路军投降，只愿意向国民党军队投降。面对装备上的显著劣势，尽管曾克林等人手持枪械，却缺乏炮火支援，难以攻克城池，无奈之下，只得绕道而出关。恰逢其时，他们邂逅了数十名苏联士兵。在曾克林的多次诚挚恳求下，苏联士兵拖着三门火炮返回山海关，对城内进行炮击。原本已准备投降的日伪军见状，更是士气大挫，无心恋战，纷纷弃城逃窜。
因此，山海关已然陷落，此次胜利为通往东北的陆路通道开启了大门，为日后各方势力穿梭关隘奠定了稳固的基石。
曾克林率部不断推进，直至抵达锦州与沈阳两地。在苏军的默许下，他在沈阳果断发起了一系列积极行动。
日本投降后，苏军将东北视为囊中之物，随即化作“拆迁队”，拆卸众多工厂设备，运回苏联。此举导致大批工人失业，流离失所。同时，原伪满洲国的部分军警也加入其中。不出数日，曾克林的队伍规模便从最初的千人不到，猛增至两万人之众。
继而，苏军将一座军火库交予曾克林负责监管。不料，久经磨难的老曾一瞥见这军火库，眼中瞬间流露出一抹贪婪之色。多年来浴血奋战，他未曾见过如此丰饶的武器装备，竟擅自将整个军火库劫掠一空，携走三万支步枪、三百挺机枪，以及百余门大炮。此番行径，令曾克林的部队实力剧增，他们愈发胆大妄为地招募士兵，壮大军力。
规模太大，苏联人被激怒。
苏俄与国民党当局间曾签订协议，约定将东北地区的主要城市移交给国民政府。原本，鉴于双方均为共产党的盟友，曾克林部得以进驻沈阳。然而，未曾料到曾克林对苏联人的困境置若罔闻，行事张扬，声势日渐壮大，以至于苏联难以向蒋介石和美国作出解释，毕竟双方间已有明确协议在先。
苏联人驱逐了曾克林。
曾克林性格坚毅，其言辞铿锵有力，明确指出决策之权不掌握于尔等之手，唯有延安方可决定我行止的去留。
苏联人对此懊悔不已，既无法诉诸武力，又难以通过协商解决，若能时光倒流，实在不应让曾克林踏入沈阳城。在无奈之际，他们只得派遣一名苏军中校与曾克林同行，一同前往延安，以期寻求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
1945年9月14日，曾克林乘坐苏军的航班抵达了革命圣地延安。
当时，主席亲赴重庆展开谈判，与此同时，各界领袖亦齐聚一堂，共同参与了曾克林的汇报会。
首次见到众多中央领导，曾克林心中交织着紧张与自豪之情。他向领导们详细汇报了东北的形势，指出东北各地武器和物资遍地散落，无人看管，几乎唾手可得。尽管大城市已被苏军占领，但小城与乡村却鲜有人问津。目前，东北地区兵力雄厚，武器装备充足，人员众多。仅仅十天时间，我们四个连队就扩充到了两万人的规模，并且全部换上了新式武器，弹药更是多得数不胜数。
见证中央领导们脸上洋溢着喜悦的光芒，曾克林的情绪也愈发高涨，言语之中不自觉地增添了几分激动的色彩。
述曾克林事因？
正是他在领导面前不自觉地言过其实，才使得后续出关的部队遭遇了惨重的损失。当然，我们不应将责任归咎于曾克林，中央亦未因此事对他有所责难。毕竟，东北的局势变幻莫测，任何个人都无法完全掌控这样的复杂局面。
曾克林所报告的情况显示，中央对东北的形势普遍抱持积极看法：这片土地上蕴藏着无尽的财富，我们必须把握时机，在蒋介石的军队抵达之前，全力挖掘这些宝藏。
中央果断决策，成立了以彭真为书记的东北局，并立即派遣他前往东北，着手进行相关工作。与此同时，从华中、华北两地紧急调动了十万兵力，以加强东北战场的支援。特别强调“无需携带武器”的重要性。在东北这片土地，武器资源颇为丰富，故而我们将武器留存在根据地，以此换取东北地区的新式装备。
鉴于东北地区所蕴含的巨大发展潜力，在主席于重庆的授意下，中央政府正式确立了“向北拓展，向南巩固”的战略指导原则。该战略的核心宗旨在于全力确保对东北地区的控制。与此同时，主席还作出了一项重要的人事调整，原计划被任命为山东军区司令员的林彪，接到指令后需立即调整行程，前往东北就任新职。
后续的历史发展充分证实，将林彪派往东北的战略决策，其意义尤为重大。
历来，将林彪与粟裕并提者不乏其人。两人皆以卓越的指挥艺术，驾驭庞大的军队而闻名，他们的辉煌战绩亦广为人知。
众所周知，主席曾深情赞誉：“淮海战役，粟裕同志功勋卓著，实为第一功臣。”此举极大地加速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步伐，使战事得以数年提前结束。
粟裕堪称军事领域的杰出人才，但在全面素质方面，他与林彪相较之下，仍显出显著的差距。
为什么这么说呢？
林彪同志无疑是党的杰出全才，不仅在军事领域成就卓著，在政工理论和人际交往上亦显现出深厚的功底。此类人才在党内实属珍贵。尤其在处理人际关系上，林彪同志更是超越了粟裕同志。毕竟，党内实力雄厚的领袖众多，能够让人心悦诚服、甘愿听从，这是一种至关重要的能力。
林彪所拥有的另一卓越才能，即在于他能从实战中提炼理论，并加以广泛传播。诸如“一点两面”、“三三制”及“四快一慢”等战略战术，无不源自林彪在战斗前沿的智慧结晶。他将这些成果汇编成书，全军普及，极大地增强了我国军队的战斗力。
综观全局，林彪的才干无疑令人肃然起敬。在东北，他当之无愧地展现了力挽狂澜的卓越才能。
叁 绝境
十万大军分两路入东北。
沿路汇聚了来自山东各根据地的八路军队伍，总人数超过六万之众。
沿途，在黄克诚的指挥下，新四军第三师队伍浩浩荡荡，兵力约有三万五千人。
首批抵达东北的部队，最终成长为了东北野战军的坚强基石，为东北的解放事业倾注了无尽的辛劳与汗水。
这些部队怀抱着对东北的无限向往，匆匆踏上海陆两途，奔赴东北大地。然而，迎接他们的，并非如曾克林所描绘的那般富饶的物资，而是接连不断的重重困难和挑战。
武器与物资。
源自山东的八路军勇士，遵从中央指示，将所有武器完整地留在了后方基地。行军途中，有些战士陆续丢弃了武器，直至某些班级仅剩下一杆枪，这杆枪是专门为了坚守阵地而保留的，其余装备则全部不留。大家普遍认为，到了东北地区，定能补充到大量先进武器，谁还会对这些旧式武器感到珍惜呢？但实际情况却是，抵达东北后，不仅未能获得任何武器，连保暖的棉衣棉裤都无法得到，日常饮食也变成了一道严峻的挑战。
1945年11月，黄克诚踏入东北，所目睹的景象与他当初北上动员时描述的相去甚远。物资极度匮乏，既无食物可供食用，亦无衣物可供穿着，而冬季的严寒更是刺骨。尽管如此，他仍身着从苏中带来的单薄衣衫。愤怒填膺的黄克诚立刻向领导层发送了紧急电报，直言当前局势陷入“无党派、无群众基础、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物鞋袜”的“七无”境地。如此巨大的反差，使得出关部队的士气急遽下降。
重申基地和群众基础。
我党早期的战略布局，旨在“独占东北”，目标直指各个重要城市。在这一决策过程中，苏军的介入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自从踏上东北边疆的土地，苏联军队的态度便显得捉摸不定，时而温和有礼，时而冷若冰霜。至于这种变化的深层原因，我们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进行深入的剖析。
最初，苏军对我党持有较为友好的态度。纵然依据与国民政府的协议，大城市理应由国民党军队接收，而非中共军队，我军却巧妙地将入东北的部队名称更改为“东北人民自治军”。苏军对此并未严加追究，对中共在大城市的发展采取了宽容态度，甚至给予了诸多协助。
然而，局势瞬息万变，杜聿明所率领的国军一举攻克山海关，而我军却随即在东北陷入了困境。
另一种情况下，苏联突然改变其立场。面对蒋介石的强烈要求，斯大林担心中共在东北的举动可能引致美国的干预，因此开始要求中共撤离主要城市。东北局由彭真领导，原本设在沈阳，最终被迫撤出，由苏联军队驱赶。若不遵从撤退命令，苏联军队便将用坦克将他们驱逐出去。这就是当时苏联军队对其党内同志的待遇。
情况：我军战斗力。
冀东部队虽为首批挺进东北的队伍，装备已换装新型武器，但紧随其后的山东八路和黄克诚麾下部队，却未能同享此优待，依旧沿用旧式装备。此情此景，黄克诚心中郁积不平，遂向中央倾诉其不满，发出了“新兵新枪，老兵老枪”的慨叹。
黄克诚的境况相对更佳，他出发时并未丢弃武器，尽管装备有些过时，但至少保有武器以备使用。而山东的队伍则处于不利地位，甚至连老式的枪械也没有。在这样的装备差距下，他们又如何能与装备精良的美式装备的国军相抗衡呢？
冀东部队握持着崭新的日式装备，自踏入东北大地，便迅速膨胀壮大。其队伍构成颇为繁杂，不仅包含伪军成员，更有土匪之流掺杂其中。一旦遭遇战事，他们常常争先恐后地规避冲突，甚至有在关键时刻背叛的行为。其战斗力之薄弱，可见一斑。
提及黄克诚，我们不妨对其事迹略作详述。他是我党声誉卓著的刚正不阿之辈，言语直率，无所畏惧，始终坚守个人原则，绝不为了迎合权势而有所妥协。他一度险些因坚持己见而付出生命的代价，即便面临如此严峻的考验，他依然不改其直言不讳的胆识。
1945年9月，黄克诚在苏中地区时，急切地请求他的老领导饶漱石向中央发电，建议派遣主力部队前往东北。但饶漱石却认为这不是他的职责所在，对他的提议置若罔闻。黄克诚却无所畏惧，毅然越级向中央发出电报，此举让饶漱石颇为不快。然而，令人意外的是，他的观点竟然与中央的想法不谋而合，因此中央便直接派遣黄克诚率领其麾下的新四军第3师火速赶往东北。
在启程之际，领导向他传达了中央的命令：鉴于东北地区武器资源充沛，要求他保留现有装备，并前往东北以换取新型武器。然而，黄克诚洞悉此事背后远非表面所见那般单纯，于是决定携带武器继续前行，这一决定亦招致了部分人的质疑与反感。
正是黄克诚的高瞻远瞩决策，使得第3师成功规避了其他仅凭空手前往东北的部队所面临的险境。
此后，每当东北陷入困境，众多领导往往倾向于粉饰太平，对真相予以遮掩。但黄克诚却始终坚持直言不讳的原则，无论面对何种难题，皆如实向中央汇报。诸如“七无”以及“老人老枪新人新枪”等问题，亦是他如实向中央反映的内容。
自井冈山时期起，黄克诚便始终紧随领导人的步伐，全身心投入朱老总的革命事业中，因此被公认为领导人的亲信。这一点，从他能够随时越级向中央发送电报这一细节中便可略见一斑。若非他性格坚毅不屈，恐怕早已遭遇不幸。
显而易见，作为部门的小负责人，若屡次不顾层级直接向总经理申诉，那部门经理若不将你置于不利之地，倒是显得有些奇怪了。而若部门经理对你束手无策，恐怕真的已到了无可奈何的境地……
山海关与锦州的陷落，迫使东北局不得不撤守至沈阳。在这场激战中，杜聿明所率国民党军士气旺盛，锐不可当，一路奋勇追击。
我国军队在农村尚未构筑起坚实的根据地，加之苏联不允许我方进入大城市，当前的局势愈发显得严峻。
若无坚实的基石作为支撑，衣物与饮食的需求都将变得难以满足，如此一来，关于在东北地区实现占领的讨论便显得毫无根据。
愈发严峻的是，随着国民党军队的步步进逼，先前被我军控制的诸多城市接连出现了叛乱的浪潮。
初入东北，我军立志扩充实力，因此吸纳了众多前伪满政府职员和土匪势力。然而，这些人原本缺乏坚定的立场，随着国民党军逐渐占据上风，他们纷纷转投敌营，对我军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被迫撤退至小城镇和乡村地带。然而，彼时东北的广大民众普遍将国民党视为正统，对我军抱有强烈的排斥情绪。东北的严寒环境，自不必多言，许多部队都陷入了衣衫褴褛、食不裹腹的艰难境地，生活之苦达到了极点。个别士兵为了生存，甚至不惜采取损害民众利益的行为，这无疑加剧了民众的不满与敌意，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东北我军遇困境。
肆 转机
初至东北，彭真同志担任东北局的领航者。林彪将军的到来后，接管军事指挥重任，而政治领域则交由彭真同志全权负责。彭真同志以其在白区地下工作的卓越才能而闻名，其能力尤为杰出。按照我党最初的计划，旨在和平过渡接管东北，因此委以彭真同志全面负责东北工作的重任，这一决策无疑既明智又适宜。
然而，面对战局瞬息万变的局势，国民党军队对我军发起了猛烈的追击，我东北民主联军几乎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即便是久经沙场的黄克诚，也不禁发出“遭遇西路军那样的险境，恐怕是唯一可能”的忧心之语。
的确，您并未误解，确实是东北民主联军，我军已再度更名为。
名称变更体现策略改向。
最初，我们被称作“东北人民自治军”，彼时的我们，志在全面掌控东北地区的统治权。
在国民党军队的强势推进下，国共两军的力量对比呈现出极大的差距。苏联立场的转变，进一步削弱了我军所获得的支持，中央高层意识到独占东北的希望变得愈发渺茫。于是，经过深思熟虑，中央决定作出让步，与对方达成协议，平分东北。随之而来，部队的名称亦随之调整为“东北民主联军”。这里的“民主”二字，寓意着众志成城，和谐共处，遇事能够坦诚相商。
自那时以来，彭真与林彪之间便逐渐产生了深刻的分歧。
彭真仍旧坚持其一贯的立场，主张攻取大城市，并将其作为与蒋介石进行谈判的砝码，以期达成共管东北的图谋。显而易见，这一观点并非彭真独辟蹊径，当时党中央亦持有相同的看法。
林彪极力主张转向农村，以此为基础建立根据地，并着手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毕竟，我党在过往的斗争历程中，始终坚守这一战略方针，并在建立根据地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林彪将军，身为军队的统帅，对稳固的根据地抱有极高的渴求。这种追求并不仅限于对生活物资的向往，即便在激烈的战争环境中，缺少根据地民众的支援，伤员们将无法及时得到救治，甚至缺乏足够的劳动力来抬运伤者。若是一个团不得不留下部分兵力专注于伤员的救护，那么剩余的作战力量将遭受显著削弱，这对军队的整体战斗力构成了严重制约。
从上帝视角来看的话，林彪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其实在退回去 30 年代，何尝不是有过同样的情景？当时王明等人一直坚持攻占大城市，结果导致惨败，要不是毛主席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那我党能走多远都值得怀疑。
彭真在白区工作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在根据地建设和武装斗争方面，他的阅历尚显不足。即便如此，作为东北局的核心领导者，他对林彪的部分观点持有异议，双方的分歧逐渐演变为鲜明的对立态势。
幸运的是，中央当局敏锐地把握了局势的发展趋向，果断放弃了对以大城市为据点争取和平的努力，并于1945年12月明确了“让出核心通道，掌控两侧地带，打造稳固的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指导思想。
四平战役结束后，杜聿明多次迫使东北民主联军撤退至松花江北岸，部队在溃败的过程中疲惫不堪。
四平战役的挫败，令东北民主联军承受了沉重的打击，损失亦极为惨重。
毛主席坚信四平保卫战乃正义之战，一场势在必行之役。但众多人士对此持不同看法，他们认为此战导致我国军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被视为一场不必要之牺牲。
“我选择坚守四平，这是我的决定。”黄克诚却毫不容情地反驳道，“即便这是你所作出的抉择，亦是错误的。”面对黄克诚的直言不讳，毛主席无奈地回应：“那么，就让我们交由历史与后世去评判吧！”
建国伊始，敢于公然顶撞国家领导人的，黄克诚可谓无人能出其右。
尽管四平保卫战以惨痛的失败告终，但这却为黑暗中带来了一线希望——它促进了共识的形成，使人们深刻意识到了将革命根据地建立在乡村的紧迫性。
至关重要的是，1946年6月16日，党中央下达了调整东北局领导阵容的命令，正式委派林彪同志担任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一职，并兼任政治委员。由此，林彪同志在东北地区全面掌控了党政军的领导权。
这是东北转折点。
谈及此，我们不禁赞叹毛主席卓越的战略洞察力和识人用才的独到眼光。在东北局，彭真、高岗、陈云、张闻天等人均是资历深厚、声望显赫的领导人，相较之下，林彪无论是在职位还是资历上，都与他们存在显著差距。一把手的位置，尤其是党政军集权的核心职位，无论如何轮换，似乎都与他无缘。
关键时刻，主席将东北发展的重任毫无保留地交托于他，这不仅是对他深切的信任，更彰显了他识人用才的独特视角，无疑是超凡脱俗的境界。
伍 巩固
数年后，听闻民众对林彪在东北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交口称赞，剿匪、动员民众、建根据地。
即便不提及其谦逊的一面，林彪所倡导的这三项措施，实则对党在东北的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措施并非无关紧要的琐屑小事，而是凝聚了巨大的心血与辛勤努力，每一项的实施都非同小可，颇具挑战。
林彪主政东北。1946年7月7日，一项重要决议案顺利通过，后世将其命名为《七七决议》。此决议标志着东北解放战争的战略性转折点。概括而言，其核心要义正如林彪所提出的三大战略举措：一是充分调动群众的力量，二是构建坚实的根据地，三是彻底剿灭匪患。
如前所述，我党在东北地区的根基尚显薄弱，群众基础亦不够坚实。
此情形易于明了，彼时国民政府被普遍认可为合法的统治机构，民众对其正统性深信不疑，故而此种现象顺理成章。至于东北民主联军，其身份与地位自与国民政府迥异，故而随着国民党军队的步步紧逼，民众对民主联军的态度自然趋于排斥。
那晚，一则故事在民间流传开来，讲述了东北民主联军在夜幕降临后，密谋渡河的情景。他们向一位村民探询河水的深浅，村民直言河面颇为湍急，强调必须依靠船只方能安全过河。我军历经艰难，最终找到了两条破旧的船只，但船只下水后，却发现河面实际浅浅的，无需借助船只便能顺利通过。然而，这一意外的发现，却也使得我们宝贵的半个夜晚时光付诸东流。
本篇故事向我们阐释了这样一个哲理：一旦民众对你产生反感和刻意设置障碍，你所遭遇的挑战将随之增多。
因此，如何改变民众对中共军队的看法，赢得他们的信赖与拥护，并构筑起坚实的根据地，已成为东北局面临的一项紧迫而重大的任务。群众的支持与根据地的建设相互促进，二者缺一不可。若仅有根据地却缺乏群众的支持，其效能必将大受影响。
在东北局热情洋溢的宣传号召下，东北地区众多干部积极投身于一场声势浩大的下乡运动。他们纷纷离开城市，深入农村最前沿，全身心投入那如火如荼的土地革命实践之中。
众所周知，土地革命的历史轨迹。在红军与八路军建立根据地的时期，便已采纳了这一策略。欲获民众之拥护，口头宣扬固然关键，然而，更需让民众亲眼目睹并体验到切实的利益，感受真切的益处。不久，耕者有其田的愿景得以实现，广大百姓亦纷纷积极响应，踊跃参军，为捍卫土地改革的胜利果实，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
民众对国民党失望。
在国民党官员接管东北的进程中，腐败现象愈发猖獗，他们大肆施行“五子登科”与“三洋开泰”的伎俩，使得民众深感绝望。
购置金银财宝、投资房产、享受美食、观赏戏曲以及光顾烟花之地。
三洋开泰即崇洋、恋日、求现。
军队之中亦不乏纪律松弛之象，勒索军饷、征召壮丁等恶劣行为时有发生，令人痛心疾首。
以至于民间流传着这样的谚语：“期盼中央，翘首以盼中央，待中央莅临之际，却反而招致了灾祸。”
因此，我们必须清晰界定核心所在，那就是民众的心声。蒋介石在法理地位和现实条件上，与中共相比都占有明显优势，然而，他不仅未能守护住东北，更在全国范围内接连失利，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丧失了民众的支持。
在林彪的英明领导下，东北局发动了一场声势震天的土地革命运动，从而在北满地区成功建立了稳固的根据地，为日后反攻战役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谈林彪肃匪。
在众人眼中，土匪的印象往往定格于百余人，至多数百之数，他们不过是偶尔侵扰乡野，难以形成一股气候。
然而，东北地区的土匪并非众人想象中的那般简单。他们给东北民主联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究其根本，主要还是由于土匪数量的庞大。
探讨东北匪患的漫长历史，其起因可追溯到久远以前。众所周知，东北曾是清朝的发源地，历史上朝廷一直严格限制内地居民迁入。但到了清朝末年，随着国势日衰，统治力减弱，众多内地民众为了谋生，纷纷涌向东北，特别是山东、河南等地的百姓。为何他们选择东北？那是因为那里地域辽阔，人口稀少，只要辛勤劳作，从未有听闻饿死人的现象。
东北这片土地，沃野千里，资源蕴藏丰富，珍奇异宝更是层出不穷。诸如鹿茸、貂皮、金矿等，每一件都是无价之宝。
然而，东北地区长期存在一个弊端，那就是无论是在大清王朝的统治之下，还是北洋政府时期，官府的治理效率都显得不尽如人意。他们主要能够有效管控大中型城市，而对于那些偏远的地域，则往往缺乏有效的控制能力。
此刻，一些移民已然洞察了其中的奥秘：耕作艰辛，而官府监管鞭长莫及，于是索性放手一搏，公然行抢。随着时光流逝，越来越多的人纷纷效仿，皆以为这等勾当轻松易得，且无需担忧牢狱之灾或生命之危。于是，土匪的嚣张气焰越发猖獗。
这一问题，自清朝盛世延续至北洋政府统治时代，乃至在日占期间，始终未能得到有效的解决。
东北的广袤山林中，密布着层层叠叠的幽深密林，一旦官兵踏入其中，即便人马众多，装备精良，也难以充分发挥其优势。
若不幸遭遇阵亡，又将如何是好？再者，若我能将所有同伙悉数击败，那么我的存在意义又体现在何处？
张作霖于此道颇有造诣，竟一度短暂执掌了“国家领导”的权柄，堪称匪类中的翘楚。
国民党军队入驻东北后，采取了一种别具一格的策略来应对土匪，即授予他们官职。毕竟，这种赏赐无需动用分文，只需将官职名称随意书写于白绸之上，便能迅速平息纷争。于是，东北的土匪手中掌握了大量官职，传言中总司令、总指挥之数多达三十余人，军长有二十三位，师长竟有百五十八位之多。这些所谓的“草头将军”似乎得到了天命，愈发胆大妄为，不仅欺凌百姓，更是对国民党的敌对势力——东北民主联军，展开了残酷无情的掠夺与破坏。
实际上，当我国军队踏入东北大地之初，为了迅速拓宽势力版图，曾毫不犹豫地接纳了众多土匪势力。诸如赫赫有名的“四大旗杆”首领李华堂、谢文东等人物，都曾一度被纳入我军编制。然而，随着国民党军的介入，这些人纷纷背叛初衷，对我民主联军频发攻击，对地方干部实施残酷的屠杀。
土匪之猖獗，已成为东北民主联军所遭遇的严重威胁之一，其危害之深，已不亚于国民党军队的侵扰。
退守至松花江北岸的林彪，迅速开始对所属军队进行整治。一方面，他着手清除了先前盲目扩张中吸纳的土匪、伪军警、地痞流氓等杂质，另一方面，他强化了射击、投弹等基础技能的培训，并深入研究“一点两面”、“三三制”等战术，以此显著提升军队的综合战斗力。
接着就是剿匪。
剿匪之战，成效显著，其中益处不胜枚举。首当其冲的益处，便是构筑了一个安定的社会秩序，这对于根据地的兴盛与稳固尤为关键。其次，借助剿匪的实战锻炼，我军得以磨砺，以土匪为练兵靶场，进而大幅提高了军队的实战能力。
这场剿匪的惨烈程度无需多言，众所周知，在东北的剿匪斗争中，牺牲的将士数量已超过了三大战役的总和。剿匪行动常常在崇山峻岭、密林深处展开，大规模的兵团难以施展，唯有依靠精锐的小分队进行作战。正如我们在观看《林海雪原》时所见证的，杨子荣及其小分队正是凭借智慧与谋略，攻克了威虎山，当时所采用的正是这种小分队战术。由此不难看出，其面临的危险程度，自是显而易见。
自1946年始，我国拉开了剿匪斗争的序幕，经过不懈努力，至1947年4月，北满地区的匪患得以根除，剿匪斗争取得了显著的胜利。
东北的匪徒们万万没想到，那一直未能被大清王朝征服、北洋政府束手无策、日本人难以征服、国民政府亦未能解决的难题，竟被这一群衣衫褴褛的“草莽英雄”一举攻克。他们未曾料及，这一次，他们遭遇的竟是一群决心不渝、矢志不渝的坚决战士。
在剿匪成果丰硕、根据地坚实稳固、民众衷心拥护，且经过部队整训战斗力大幅提升的形势下，反攻的筹备工作已正式纳入议程。
陆 反攻
杜聿明挥师东北，表面上看，国民党军队士气旺盛，所向披靡，接连击败东北民主联军，直至挺进至松花江畔。然而，随着战线的不断拉长，兵力不足的问题逐渐显现。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终难自制，决然违背了之前签订的《停战协议》，全面内战随即拉开序幕。战火蔓延至关内各地，极大地消耗了蒋介石的军事力量，进而加剧了东北地区的兵力紧张局势。不仅未能向东北增调援军，反而将53军调往华北地区。
因此，在东北地区，尽管国民党掌握了多数城市和交通枢纽，即便在其势力达到顶峰时，其占领区域也未超过东北总面积的三分之一。而辽阔的乡村地带，则成为了东北民主联军的地盘，凭借这一坚实基础，无论是军队的力量还是后勤供应，都得到了充足的保障。
巩固了松花江北岸的防御阵地后，林彪在1946年12月至1947年4月间，接连发起了三下江南战役和四保临江之战，有效地挫败了蒋介石“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部署。林彪凭借其敏锐的洞察力，迅速抓住战机，随即发起了夏季攻势，实现了由守势到攻势的转换，并取得了显著的胜利成果。
自那时起，东北战场的风云突变，我军逐渐稳固了战场的领导地位。
朝鲜贡献应记。
自1945年8月日本正式宣布投降以来，朝鲜半岛战火稀少，日常则以与南韩就统一议题的激烈言辞交锋为主。当年日军撤退时遗留了大量日式武器，鉴于实战需求的不足，金日成将这些武器中的大部分慷慨赠予了东北民主联军。随着苏联对朝鲜援助的不断增加，苏式武器的引入使得日式武器显得日渐冗余，最终大部分武器都转移到了东北地区。
此外，制造武器所必需的稀有金属，包括铜、铅、锌等，得益于朝鲜丰富的矿产资源，该国亦提供了大量的援助。除此之外，还包括各种布料、药品等物资。据传，东北民主联军从朝鲜那里先后获得了超过两千节车皮的补给物资。
此外，我们的目光开始聚焦于战斗者群体。在那个广袤的东北大地上，朝鲜族人口占据了相当比例。在金日成的召唤下，众多朝鲜族同胞纷纷投身东北民主联军，队伍中不乏归自苏联的同志和转战而来的战友。据统计，加入东北民主联军正规部队的朝鲜族战士数量达到十二万之众。若将地方部队的朝鲜族战士一并计算，总数更是攀升至二十五万之巨，他们一同投身于东北解放的烽火之中。朝鲜族战士以勇猛善战而闻名，面对危难时毫无惧色，其战斗力尤为卓越。
转入正题。金将军意欲对南韩发动攻势，便提出征调那三支朝鲜军队，主席即刻便应允了。究其原因，乃是因为金将军在我国革命事业中贡献卓著，这相当于早期的投资回报。然而，朝鲜战争结束后，金将军对中国持续抱有微词，这主要源于他感到中国从朝鲜那里获得了过多利益。我曾在你食不周之际助你温饱，亦为你盖房，而你如今强盛之后，却要求我顺应你的指挥，这种心理上的转变实在难以忍受。
在1947年夏季攻势所取得的辉煌战果之后，东北民主联军紧接着在秋季与冬季发起了新一轮的攻势。国民党军队被迫撤退至长春、沈阳、锦州等关键城市，犹如孤立无援的孤岛，各自为战，其形势犹如风中摇曳的残烛。至1948年元旦，东北地区的近97%土地已被解放。东北民主联军的兵力也迅速膨胀至近百万之众，相较之下，国民党军在东北的兵力仅有55万，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
正当其时，东北民主联军正式更名为东北人民解放军，即我们常说的“东野”。
后续的进展颇为顺利，1948年9月，辽沈战役正式拉开序幕。经过锦州会战、辽西会战以及沈阳的解放之战，这场战役历时52个昼夜，共歼灭国民党军队近五十万人。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的总兵力锐减至290万，而人民解放军的兵力则增至300万，国共两军的力量对比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
在12月份，东北百万雄师勇猛地挺进关内，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平津战役，这一战迅速削弱了国民党军的战斗力。蒋介石与傅作义原本预计，林彪的部队在经历了辽沈战役的激烈战斗后，至少需要三个月的休整，但林彪却毫不懈怠，秘密入关，迅速解放了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广大华中地区。
全国大势已定。
一语道来，毛主席全程深度参与了东北战局的指挥策划。例如，在是先攻克锦州还是长春这一战略抉择上，毛主席与林彪曾有过意见的分歧，但最终依旧坚定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规划。
相应地，蒋介石在东北战事中频繁实施微观操控，然而这种干预所引发的负面效应显著，充分印证了他“微观操控大师”之称并非空穴来风。
因此，无论是军事才能、战略视野，抑或是识人任人的能力，蒋介石与毛泽东之间的差距，实非微末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