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英同志，张闻天的夫人，在晚年被誉为“活党史”，亦是我的一位忘年之交。在弃绝了长达五十余年的国际问题研究，转而投身中共党史研究之际，与她交谈、搜集及核实相关资料便成了顺理成章之事。我们谈论最多的是中共党史的相关议题。鉴于我与刘英自1950年底同入外交部，并在部内共事近十年，外事部的人和事自然也成为了我们频繁讨论的焦点。以下便是这部分内容的介绍。

毛主席说，做外交工作要不说话少说话

1950年，我们被调至联合国代表团工作，随之便来到了北京。总理的安排细致入微，提到洛甫的住所尚未完工，便提议我们先暂居于颐年堂附近。中办主任杨尚昆随即遵命，将我们安置于彼处。由于距离近便，毛主席常常散步至此，因而常来此地。我们亦不时前去看望他。

那日，毛主席莅临探望，恰逢闻天正与胡乔木闲谈。我急忙派人将闻天召回。毛主席微笑着说：“我并无他事，只是想来看望你们。”闻天谦逊地回应：“我未曾涉足外交领域。”毛主席便解释道：“王稼祥曾言，苏联有言：‘沉默是金，少言是银’，其余的便不得而知了；至于外交，我亦非内行，还需你自行领悟。多加请示，及时汇报即可。”

在居中南海的日子里，大约过了两三个月，杨尚昆便提议我们挑选住所，共有两处可选：一处是梅兰芳先生曾居住的四合院，位于无量大人胡同五号，院落层层递进，略显不便；另一处则是景山后街的一座小楼。在我眼中，景山后街的小楼更得我心。

即将启程前往联合国，代表团成员均由外交部及中组部精心挑选。李一氓同志担任副团长一职，刘贯一同志担任秘书长，李克农同志则担任顾问。冀朝鼎同志负责经社理事会事务，作为正代表，我则担任他的副代表。冀朝鼎同志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对联合国经济事务了如指掌。他的夫人罗静宜女士，我们之间关系密切，交往频繁。她同样是一位经济问题专家，不幸于不久前离世。冀朝鼎同志在美国生活了较长时间，精通英语，演讲水平极高，曾在雷任民先生领导的国际贸易促进会担任会长。然而，他与雷任民先生的合作并不顺畅。雷任民先生并未充分信任和重用他。对于归国人员，他显得有些难以把握。

闻天深知外交工作离不开对国内形势的深刻把握，于是他特地组织了一行人前往上海实地考察。当时，潘汉年担任副市长，给予了极大的协助。饶漱石同样表现出了极大的诚意与礼貌。闻天还号召大家学习国际事务的相关知识，深入了解联合国各组织的运作情况。在研究联合国事务方面，大家深入钻研，成果颇丰。

1949年，张闻天、刘英及其子张虹生一同抵达沈阳。

在驻苏联使馆时，张闻天引起王稼祥不满

王稼祥在担任第一任驻苏联大使后不久就劝闻天去接替他。后来他又向毛泽东反映了他的这个意见。周恩来也要闻天去做大使。我们一到大使馆就看到了王稼祥过去的工作情况。他有一个“孤岛论”，说使馆是远离祖国的孤岛，工作倒也没有什么，无非是送往迎来，有打麻将够一桌四个人就行了。实际上是他不安心工作，认为在使馆不可能有什么作为。

闻天一到任便对“孤岛论”提出批判。他的批判深入透彻，旨在进行思想引导，确保大家能够安心于国外的工作环境。王稼祥麾下的一名参赞将闻天对“孤岛论”的批评谈话转达给了王稼祥。王稼祥误以为这是对他本人的指责，怒不可遏，随即前往毛主席处诋毁闻天，指责他过于“左倾”。

在与刘英的交流中，杨尚昆提及了毛主席的疑虑态度，并推测在洛甫担任莫斯科大使期间，毛主席可能也对此有所猜疑。他指出，在中央委员中，张闻天和王稼祥两位担任大使时，苏联政治局对张闻天的待遇明显优于王稼祥，包括规格和重视程度。杨尚昆还提到，苏共政治局委员曾邀请他们用餐并赠送礼物，刘英回应说莫洛托夫曾称赞他是杰出的外交家。杨尚昆进一步表示，洛甫同志如实汇报了情况，并未隐瞒。接着，他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张闻天和王稼祥都曾在苏联接受培养，为何苏联对张闻天的待遇更优？这或许也解释了为何张闻天在高岗事件中被牵涉其中。刘英表示自己知晓此事，并曾进行过检讨，因为他在那时曾探望过高岗。

杨尚昆指出，这里存在一个我们未曾了解的毛主席内心想法的问题。对于张闻天探望高岗的行为，刘英表示，毕竟他们在东北共事过，回国后看望旧友很正常，当时并不知道高岗已出现问题。杨尚昆接着说，有传言称高岗当时反对刘少奇和周恩来，这或许正是毛主席后来反对他的原因。毛主席后来察觉形势不妙，因此改变了对高岗的态度。杨尚昆提到，他对刘少奇同志既欣赏其党内罕见的人才，又觉得有些决策未经过他。庐山会议后，他曾前往拜访，并向毛主席汇报，以免日后被误解。毛主席询问了洛甫的情况，杨尚昆回应说洛甫情绪尚好，专注于研究工作。此后，洛甫的境遇急转直下，这背后实际上涉及高岗和彭德怀等案件。毛主席认为张闻天在背后发挥了作用。总之，杨尚昆坚信毛主席对此事的态度坚定不移。

一抵达使馆，闻天便意识到需强化政治思想教育。作为支部书记，我负责向留学生讲解国内形势。在莫斯科，闻天积极推动学习和调研，成功凝聚了团队力量。他不仅要求他人做报告，自己也亲自参与聆听。刘晓担任大使后，对闻天在任期间的使馆氛围深感留恋。闻天回国担任副部长后，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甚至特意发出通报，赞扬苏联大使馆的工作表现。在首次使节会议上，虽未讨论重大事宜，但主要议题却是关于降低工资。两位将军大使坚决反对减薪，强调自己曾是兵团级干部。伍修权陷入两难境地。最终，驻苏联大使馆率先降低工资，九级以上干部均降一级，包括张闻天和我，从七级降至八级。因此，伍修权对驻苏使馆给予了高度评价。

闻天每月收入4000卢布（按官方汇率折合人民币2000元），而我则只有3000卢布。我从未有过购置任何物品的念头。即便我有购买的欲望，闻天也总是坚决反对。他个人的开销几乎全数用于购买书籍，每周都会与你一同漫步于书店之间，剩余的财力则悉数投入公债。闻天累计捐出12万元人民币，资助了特别会计室。特别会计室隶属于中央办公厅，负责收纳老同志的稿酬，并为他们报销一些特殊支出。

刘英（位于左一）、张闻天、何方（居于右二），此影集摄于1954年之列宁格勒。

周总理尊重张闻天

在“八大”会议上，闻天由政治局委员调整至候补委员的位置。在做出这一决定前，相关人员曾与他沟通，提及因需增补军队代表，如林彪、刘伯承等，故需从现有政治局委员中减少两人，分别是张闻天和康生。闻天对此表示赞同。康生则表现出谦逊，甚至建议连候补委员的资格都不要。对此，闻天回应道，康生的谦逊态度虽值得肯定，但他自己并不认为有必要谦虚。组织已做出决定，无论结果如何，都应接受。既然政治局会议已作出决定，个人推辞或坚持都无济于事。因此，成为候补委员对他来说并无所谓，他不介意这一变动。

总理不兼外长了。他不提要张闻天当外交部部长，因为他知道毛主席不喜欢闻天。他提出让陈毅当，其实陈毅并没有干过外交。但是总理对闻天是很尊重的。他对闻天是又怕又有顾虑。闻天过去是同他一起搞领导工作的，他知道闻天写东西、搞哲学和马列主义，都高一头。所以他对待闻天，不像对待李克农这些副部长那样。总理和毛主席一样，晚上办公。闻天说：我要熬夜，明天就起不来了，白天就不能上班，我是按时上班的。闻天这个人是很守规律的，说几点钟起床就几点起床。我没有起床，他就喊我：“快点，要出门了。”他从未迟到，总是准时上班。在外交部时，他早上8点上班，从不迟到。而乔冠华、龚澎、章汉夫等人却常迟到。下午2点开会时，他会在1点半就催促我快起床，确保2点准时开会。他强调，若自己制定的制度都不遵守，那其他人又怎能遵守呢？

他并不认同总理深夜办公的做法。在他看来，难道只有熬夜才能体现效率吗？白天为何不处理工作，而非要拖到夜晚？周总理（以及刘少奇）似乎是为了迎合毛主席的习惯。白天休息，夜间自然要加班；若是夜间休息，那白天自然可以投入工作。众多部门通常都在白天运作，白天进行请示和汇报，事务处理更为迅速；若是晚上工作，多数部门都已下班，单独工作还需费时唤醒他人。后来总理也了解了洛甫的习惯，若有夜间紧急事务，会提前通知章汉夫，第二天再告知洛甫。外交部的党组会议多次推迟至下午2点举行，不再像以前那样延后开会。他解释说，自己现在不举办晚会，因为有些人（指的是闻天）难以熬夜。这显示出总理对闻天有一定的迁就态度。

总理对我亦极宽宏大量。他对我的器重有加。1954年11月，周总理亲自拨通使馆电话，指示外交部需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便先行将刘英同志召回。我抵达北京后便迅速投入工作，担任部长助理一职，享受副部长级别的待遇。同时，还特批了一辆专车供我使用，但我最终并未接受。

干部一职、政治事务往昔皆由李克农掌管。李克农行事风格，一贯果断有力。我返国之际，李克农已离任外交部，但我仍前往他处寻求工作指导。我向他请教，询问是否还宜继续担任部长助理的同时兼任干部司长的职务。他回应道：“应当兼顾，唯有如此方有直接的管理权力；外交部亟需整顿，不良风气必须整治，否则干部调动将无从谈起。对龚澎的评价是‘过于娇纵’！至于乔冠华、龚澎等人，均非轻易可触动的，唯有周总理的指示方为定论。”他对我工作的支持不遗余力。

外交部副部长职位稀缺，导致分工难以妥善安排。中组部负责外交外贸干部的帅孟奇大姐多次提议，认为我应该被提升，她提到当年在莫斯科留学的女同学中，只剩下刘英尚未获得提名。闻天部长有意将乔冠华、曾涌泉和我三人纳入提升名单。安子文批准了这一提议，帅大姐告知我可以向相关部门上报此事。干部司随即起草了报告，但报告被闻天部长搁置，他决定先向总理请示。然而，总理迟迟未予批复。我曾询问总理办公室主任张彦，但张彦只是告知总理尚未批复。后来，总理对闻天表示，此案不予批复，理由是张闻天身为常务副部长，若刘英担任副部长，对外交而言不利。闻天对刘英未能成为副部长并无异议，最终仅提升了曾涌泉。

陈毅当部长后，给闻天写了一封信，说周总理告诉他，刘英还是应该提副部长，可以采取两种办法：或者当个不对外的副部长，或者党委设常委，刘英当常委。闻天把这封信拿给我看。我说，我什么都不要。闻天把我的意见告诉了陈毅。庐山会议后陈毅来看闻天时，见我在里屋待着不出来，就说刘英你怎么不出来？我出来了，但一言不发。他对我说：“大姐，我对你的印象一直很好，只是觉得你的态度有些问题。在会议上，你可以听听大家的意见，也可以谈谈你的想法。”他所称的好印象，正是我那“不求任何职位”的态度。

张闻天与周恩来

给总理提意见

在提及柯华的某篇文章时，我曾不指名地澄清，所谓闻天同志反对总理的说法纯属子虚乌有。事实上，闻天同志确实曾就总理的一些事务发表过看法。记得当时总理并未兼任部长职务，陈老总接任部长后，便来我家征求闻天的意见，询问他对以往工作的看法。两人交谈甚欢，气氛热烈。闻天表示，陈老总担任部长自是好事，他本人也十分欢迎；总理事务繁多，管理面广，繁忙之中难以兼顾，因此陈老总的到来实为好事；至于工作，自然是由大家共同承担。

陈老总询问闻天，对总理过往的履职有何看法，亦请闻天不吝赐教。闻天随即提出了一些意见，他指出：总理过往过于关注细节，小事处理得颇为严格，却忽略了大局，对于外交领域中的关键问题，需向他请示，往往需排队等候。总理每日清晨起床，分管外贸、文化等领域的秘书们便纷纷排队等候总理审批文件。我们负责的领域由陈浩负责，我们催促陈浩，但她无奈地表示，排队等候实在难上加难。总理夜间不眠，我们已用午餐，他方才起身。有人戏言，他自马桶上起身便开始办公，众人此时也只得前往厕所排队。我则直言，这并非玩笑，而是实情。闻天同志也曾莅临一次。那次涉及我负责的事务，我便随同前往。闻天同志并未排队，反而示意我前往厕所排队。

某日，我目睹廖承志等人正排队等候，便好奇地询问他们为何不直接上前。我解释自己是为了参加党组会议而来，因为党组会议通常需要总理一同参与。此外，我还注意到周扬、雷任民、范长江等人分列几排就坐。我好奇地询问他们在此等候的原因，他们答称只是在排队。雷任民私下向我抱怨，称自己忙碌至极，已排队一小时，却仍未能轮到自己。他表示，即便总理未批准，自己也无法离开，只能耐心等待总理起床用饭。

在会议临近召开之际，总理向他们示意，示意不必再继续讨论，因为会议即将开始。随后，他将众人逐出，我们便在西花厅召开了党组会议。此次会议召开得恰到好处，总理对此高度重视。他关注的问题范围颇广，不仅干部问题，政策问题也在其监管之列。在政策问题上，总理虽然负责管理，却不能做出最终决策。至于外交工作，总理直接向毛主席请示，他对毛主席的指示言听计从。总理将毛主席的每一句话都视为至高无上的圣旨，总是调整自己的立场以迎合。然而，毛主席并未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因此，在外交工作中，我国显得较为被动。在“反‘反冒进’”之后，总理在各类会议上都进行自我批评，闻天劝他不必频繁检讨。尽管如此，他仍然坚持自我反省。

涉及释放被俘美国公民及与英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议题，在部门内部已明确分工。负责这些事务的乔冠华等人均展现出卓越的才能。张闻天对他们的观点表示高度赞同，并同意释放美国战俘，与英国建立外交关系。在会议中，总理亦表示支持。然而，他的一切决策都取决于毛主席的意见。汇报给毛主席后，毛主席明确表示：不能释放任何俘虏，否则我将失去手中所有的筹码。于是，总理匆忙从毛主席处返回，紧接着又紧急召集会议。张闻天最反感在深夜召开会议。就在那天，凌晨一点钟的电话铃声响起：“开会。”无奈之下，只能前往。总理告知：主席不同意，政策需作出调整。这一变动让乔冠华和张闻天倍感尴尬。

对这些，闻天是有意见的。他认为我们是在认真研究材料的基础上提出的意见，怎么毛主席一句话就改掉了？他觉得这样不合适。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政策，不能完全由一个人说了算。他后来跟陈毅讲了这个意见，把这个例子也告诉了陈毅。陈毅很同情。陈毅这个人很开朗的，说：“我对周总理很了解，他总是事事都要亲自过问，一个人怎么可能管理得过来那么多事情呢？”

在某个场合，我赴西花厅参会，与邓大姐进行了交流。我们之间有着深厚的渊源。她亲切地称呼我为“小杰”，我的本名正是郑杰。她向我提及，让我转告胡子（即周恩来，因其在中央苏区和长征期间不剃须，须髯浓密，故有此昵称），希望他不必过度干预；过度干预又有何益？她建议他减少干预，各部实力雄厚，何须事事亲自过问？他的身体状况实在堪忧，夜晚不眠，如此下去恐将不堪重负；你应向他传达此意；我已多次劝说他，但他似乎并未听取。

我就去找总理，说：我有意见跟你提。他说，你提呀。我说：是邓大姐要我讲的，你管得太宽了，使你的健康受影响；你少管一点，各个部门就负责了。总理非常谦虚，说：健康有什么关系？人就是为了工作嘛！工作不管，行吗？昨天我没有管到，那个杨刚（总理的新闻秘书）就出事了。报纸看了吗？你看这条新闻就错了。他讲得有根有据的：“不管行吗？”我回应道：“总理，虽然这条新闻报道有误，但您管理得如此细致，也难免有疏漏。请您提醒相关人员注意，这也是一种锻炼。您管理得过于严格，事情未必都能处理得完美。”总理坚决地说：“那可不行，不管是不行的。”

闻天对总理的做法有所不满，遂向陈毅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我则劝他不必过多干预，这种事情非他所能左右。我对周恩来有着深刻的了解，数十年来，我对他的性格和行事风格了如指掌。在向忠发担任总书记期间，实际上肩负重任的是周恩来。然而，向忠发却沉迷于玩乐，疏于职守。湖南事务原本由李维汉和李立三负责，但周恩来也介入其中，他习惯于包揽一切。在白色恐怖的艰难环境下，他细致入微地管理着：哪个机关可能遭受破坏，哪个电台需要迁移至何处，他都一一过问。夏之栩被捕时，其他人的转移也是他亲自指挥。大到国家大事，小到各省事务，他都一一安排得井井有条。因此，众人对他都怀有深厚的敬意，认为他非常负责。他并非独自逃避，而是将所有身处危险中的人纳入保护范围，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客观而言，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领导者。

因此，周总理的管理细致而周全，这既是他的长处，亦是短处。他勤勉尽责，然而有人却疏于担当。例如姬鹏飞，能推诿的便推诿，无所事事，凡事都以询问总理为借口。这导致总理劳累过度。闻天则是个书生，对此颇感不满。他认为，事务应当分属各个司局处理，那些应由礼宾司负责的事务，就应交由他们去处理。

1951年，张闻天、刘英及他们的儿子张虹生，在北京景山后街甲一号的寓所留下了珍贵的合影。

在长征征途中，刘伯承以及其他不少同志与总理的步调不尽相同，对周恩来的某些做法持有异议。当时，刘伯承与闻天有共同的观点，表示：“周恩来管得过于细致，连我的参谋长职责范围内的事也插手。你看他那本子，连背行李的驴驹数量都清清楚楚，连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过问。他累得连写字时都犯困，字迹变得模糊不清，让人难以辨认。然而，他却亲自撰写电报，这种做法实在难以接受。对他这种工作作风持批评态度的，绝非寥寥数人。”

李克农与闻天相处融洽，且深知总理的责任感，但有时亦觉其过于细致。闻天指出，总理过于事务主义，连西瓜与芝麻一并收取，实则应着眼于关键，舍弃次要。各部门均有专人负责，李克农等人才济济。若事事插手，反令他人难以为继。

陈毅的到来让闻天喜出望外，他热情地表示欢迎，并表示愿意携手合作。陈毅态度积极，提议召开会议，向周总理提出建议。就这样，部门内部的务虚会应运而生。陈毅的初衷是好的。在提出意见的过程中，张闻天亲自带头，其他人也纷纷发表看法。陈毅将记录交给总理审阅，总理看到众多人提出了意见，十分关注，他特别留意了发言者，并在西花厅召开党组会议。我作为党组成员出席，而乔冠华等人并非成员，只是列席。总理表示，已经审阅了大家的意见，并鼓励大家继续提出意见。他指出，还有耿飚、黄镇和刘英三位同志尚未发言，希望他们也能提出自己的看法。

两位均婉拒提出意见，声称刚从海外归来，尚未形成看法。他们之所以未敢发声，亦因不便直言。总理则表示：“刘英同志工作年限颇长，理应受到关注。”我亦赞同，自1928年起便与总理相识，对其敬业精神深感敬佩。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他总是勇挑重担。如今工作繁忙，健康状况亦受到影响，因此此次我并未提出任何意见。总理管理范围广泛，有人对此有所微词，毕竟有些干部确实难以胜任。总理或许可以对此意见予以考量。至于我，对总理并无任何异议。干部问题均与总理商讨，并由党组会进行讨论，他亦乐于倾听各方意见，我对此毫无保留。

此次提出建议，初衷在于协助总理，却未曾料到效果有限，甚至招致了总理的不悦。在提出建议之前，总理与闻天关系融洽，然而自那以后，两人之间便悄然产生了些许隔阂。

闻天反对大吃大喝，说宴请要简单些，这就同周总理有矛盾。周总理觉得中国是大国，要吃得好，要吃鱼翅海参，每次宴会都要上茅台，表示中国的气派。在这个问题上，闻天和周总理两个人不合拍。总理就是好排场，这同他的官僚出身有关。当年他就要我带头穿绸缎。闻天说：“饮食无需过于讲究，外交工作关键在于政策，饮食的好坏并非决定因素。即便饮食精致，若政策不当，仍会遭到反对。茅台虽贵，但并非必需品。”闻天习惯于节俭，甚至过于节俭。我则回应：“这些开销并非出自你个人。”闻天则表示：“喝茅台并非必要之举！菜品繁多，海鲜虽显高贵，却也有人担忧河豚之毒。外国人对于熊掌等珍馐亦感畏惧。此类琐事，闻天不再过问，交由姬鹏飞处理，姬鹏飞亦放手不管，最终由礼宾司负责。当时我们身处东南亚，远离北京。萧扬（张闻天的政治秘书）在北京，曾给我们写信，称总理表示，若无茅台，他将自掏腰包。在党组会议上，我对总理提出了意见，总理虽有所反省，但也进行了一些解释。”

闻天对外援之事亦颇有微词。他指出，一旦高层人事发生变动，对该国援助的效果便即刻大打折扣，实际收益甚微。在外交部的工作中，闻天提出的一些见解，却未能得到毛主席的青睐。

外交部反“右派”

在反“右派”运动期间，闻天并未身处部内，而是远赴东南亚。此次运动的定调主要由姬鹏飞与章汉夫负责，而总理并未直接介入。闻天自印尼归来后，目睹了众多“右派”的诞生，遂表示不应过多地开展此类运动，主张减少规模。龚子荣则认为，外交部在“右派”处理上做得不够。随后，机关党委要求闻天进行汇报，指出我们确定的“右派”比例未达规定之5%。部内开展的反“右派”活动，包括将“右派”下放劳动等措施，均是在总理的同意下进行的。闻天提出，对于精通外语的知识分子，不应让他们参与体力劳动，而应让他们从事翻译工作，以此视为劳动的一种形式。这样做既能保持他们的外语水平，又能锻炼他们的能力。他坚决反对将这些人送去从事那种劳动，因为那样的劳动对他们身体不利；同时，也会导致他们外语能力的丧失。闻天对人才的重视可见一斑。

张闻天

庐山会后遭批判

在1959年庐山会议召开前夕，闻天专程探望了正卧病在床的陈毅。陈毅对他说，两位政治局委员，一个需赴会，另一个则需留守。鉴于我身体状况欠佳，宜留在家中休养，而你则应前往参会。

在庐山会议上，闻天原本计划就国际事务发表看法，却转而讨论了大跃进议题。当时我正身处北戴河。某日，张茜向我透露一则消息，叮嘱我不要过于紧张。原来，闻天日前曾致电陈毅，承认自己犯了错误，过多地指出了缺点。对此，陈毅回应称，多提缺点有何妨？无需畏惧。

我对闻天犯了错误感到震惊。我说，庐山会议，人家不讲，你去讲什么呢？我埋怨他。明明毛主席对彭德怀有一肚子意见，总是要发泄的。彭德怀讲了，你还要讲。胡乔木也打电话来打招呼，你还讲什么？他说，我不讲能行吗？国家要垮。我说，国家要垮，靠你一个人能行吗？

庐山会议落幕之后，陈毅同志莅临家中，与闻天同志进行了一次深入的交谈。在此次会面中，陈毅同志对于大跃进运动亦持有己见，他坚信其中诸多现象均为虚假。他坦言，原本以为闻天同志的问题出在对外事务上，却未曾料想竟是在国内政治问题上遭遇了困境。

批判之际，闻天同志入院接受手术，陈毅同志特地前往医院探望。他告诉我一则消息：主席曾邀请彭德怀同志共进晚餐，我亦有幸同席。彭德怀同志在餐间提出了三点意见，一是拒绝自杀，二是请求下放劳动，三是其他事项。主席对彭老总表示，或许你的观点是正确的。陈毅同志转告我，刘英啊，这样的言论你不能外传。身为政治局委员，闻天同志亦是，我们之间的谈话，你切不可泄露。

闻天入院治疗，我作为外交部的一员，首当其冲，遭到了严厉的批评。韩念龙将家中的钥匙交给萧扬，并明确禁止他再次来访。那时，我心中充满了寒意。待闻天得以平反，韩念龙在医院与我相遇，对于1959年的所作所为，他也表达出了深深的歉意。

当时，外交部的工作主要由罗贵波负责管理，而陈毅对此事较少过问。

罗贵波与姬鹏飞对我态度的指责尤为尖锐，他们指出我未能与闻天划清界限，并试图将我冠以“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进而撤销我在党内外的一切职务。这场针对我的斗争，主要集中在人事问题上。他们指责我在数个司局中安插了何方等亲信，声称外交部存在宗派现象。起初，这场斗争尚能保持一定的公正性，姬鹏飞就曾明确表示不同意我们搞宗派的说法。龚澎也曾指出，即便是一个政治局委员，也不至于仅与手下的几个干部结成宗派。然而，随着斗争的深入，形势发生了转变，最终他们强行认定外交部内存在宗派。闻天对此一直心怀不安，他曾向陈毅表达过担忧，认为我的错误不应牵连到其他人。

闻天出院后，陈毅再次造访其宅。他向闻天提及，有许多人举报了你，包括秘书们的举报材料，是否需要过目？同时，也建议你去外交部发表一番言论。闻天回应，自己不愿查看这些材料，在外交部也没有什么值得分享的内容，毕竟他在庐山犯了错误。陈毅听后，便劝慰道，那你便安心养病吧。

在遭到外交部批评后，我立即拨通了杨尚昆的电话。杨尚昆回应道：“谁还不知道你的为人？少奇同志也曾明确表示，刘英并无过错。”他强调，这并非牵连九族之事，闻天的问题应属他个人。他还表示，可以帮我将信件附在文件中转交给毛主席。

我曾致信毛主席，表达自长征伊始至今，我对您的忠诚与拥护始终如一。是您亲自指示，让我从苏区踏上长征的征程。我对您的敬仰从未有过丝毫动摇，内心充满了敬爱。与闻天的政治经历相较，我始终遵循党的教导，服从组织的领导，未曾有过独立的见解。毕竟，丈夫若有过失，难道妻子就应连带受罚吗？我和他截然不同，我对经济一窍不通，过去也未曾犯下任何错误。信中我还附上了一份说明，针对那些所谓诽谤攻击您的揭发材料，我进行了详细解释。

那是1949年春天开妇代会，毛主席在香山接见妇女代表，之后我自己又去看望毛主席。毛主席看到我高兴得很。我问：毛主席的身体怎么样呢？江青说：他现在不太好，从重庆回来以后看见生人手就发抖。我说：那我在这里坐这么久谈话，行吗？毛主席说：你又不是生人子！江青说：他还希望你来跟他随便聊一聊呢。江青特别优待，把油果子、黑枣什么的都拿出来，让我吃。毛主席说：她不满意呢！说我大树遮了她的阴。我对江青说：照顾毛主席的重任非你莫属，这份工作的重要性无人能及。毛主席接着说：刘英也提到，你的工作是最为关键的！

这次对话我铭记在心。后来在使馆讨论毛主席有意退居幕后从事理论工作时，我在支部会议上表示：这确实是个不错的提议，我赞同主席退居第二线，不再接见外国人士。我曾以毛主席在会见陌生人时手会颤抖的例子进行说明，并且提到现在他已经不再有这种症状。1959年，苏联使馆的一位同志揭露了我所提及的情况。我并不怪他，毕竟他若不揭露，恐怕难以通过审查。然而，他提及此事之后，其他人便对此事进行了过度解读，认为我是在反对毛主席。于是，我请求毛主席回忆一下是否有过这样的事情，以便为我作出澄清。

张闻天、刘英晚年

毛主席向来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若他一言不发，我恐怕难以自处。我的信件经毛主席审阅后，大致意见是：刘英的情况应与张闻天有所区分，她所面临的问题与张不同，这是我个人的看法。陈毅同志对此表示赞同，并同意主席的批示，指示我负责外交部党委的相关工作。周恩来总理亦同意主席的批示及陈毅同志的建议。刘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也都对此表示认可。毛主席的批示已转发至外交部和中组部。

据我所知，外交部并未直接告知我有毛主席的批示。然而，杨尚昆、安子文、乔明甫和帅大姐均向我确认了毛主席的批示，并让我安心。陈毅将军也曾向杨尚昆提及毛主席的批示，并表示不便直接告知刘英，建议他前去与刘英交流。杨尚昆随即与我交谈，并安慰我说不会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杨尚昆处理此事非常公允，他指出我并未参与庐山事件，因此不应受到质疑。

咨询了姬鹏飞，他对此表示不知情。这显然是违反了组织纪律。随后询问章汉夫，他同样表示不知情；再向罗贵波求证，他态度最为严厉，质问是谁说的，并断言这不可能。得知毛主席的指示后，我便不再关注外交部的事务，任由他们自行处理。至于毛主席批示的内容，直到20年后我才得以目睹。

在“十四大”期间，罗贵波与我同桌用餐，提及他有意前来拜访。初次见面恰逢众多干部子弟在场，罗贵波便表示择日再访。我察觉到他心中有所隐秘，期待着下一次的会面。再次相聚时，他向我倾诉了自己所遭受的不公，提及在“五一六”事件中他被捕，指责他批准了火烧英国代办处，并希望我能在组织部为他鸣不平，协助他洗清冤屈。我回应说，我自己也未曾获得平反，不过是张闻天事件平息之后，我的冤屈才得以昭雪。罗贵波对此仍旧难以释怀，于是又让他的夫人李涵珍出面寻求帮助。

对外交部那段“文革”历史我并不熟悉。当时我被卷入其中参与批斗，他们高呼“打倒陈姬乔”，我对此人一无所知，毕竟我从事干部工作多年，竟然未曾听闻此人的名字。至于罗贵波在“文革”中的经历，我同样缺乏了解——她甚至不清楚“五一六”事件，更别提外交部所谓的“打倒罗贵波、徐以新、董越千”的动因。我只能安慰他：你的冤屈已经得到平反了。

运动终了之际，并未将我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是判定为严重右倾。到了1962年，处分又被调整为严重警告。鉴于八届十中全会之后张闻天再次受到审查，此次处分调整并未与我本人进行沟通。直至此次平反之际，方才提及在甄别过程中对处分进行了修改，以及未曾与我本人会面等相关情况。

开外事会议斗张闻天，主要追两个问题：为什么从苏联回来劲头那么大？是里通外国？与彭德怀是什么关系，开过什么反对毛主席的黑会？查闻天的“里通外国”，闻天和郭肇唐的关系成为一个大问题。闻天说，康生这个人厉害！郭肇唐是他介绍来的，就说同我有牵连。

郭肇唐，亦称郭绍棠，曾任职于红色教授学院，却不幸遭遇打击，历经磨难。1957年，他访问我国，受到了孔原的热情款待。孔原特意邀请了我们几位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子一同作陪。在与孔原的交谈中，郭肇唐表示自己并不认识刘英，但与她的伴侣张闻天相交颇深。孔原便嘱托我将此意转达给张闻天，并请闻天对郭肇唐予以盛情款待。我随即向闻天传达了孔原的嘱托。随后，郭肇唐又拜访了康生，表达了想要见张闻天的愿望。正是基于康生的安排，闻天才得以与郭肇唐相见。在会面中，张闻天向郭肇唐提供了一些公开资料。

在批斗闻天之际，李井泉与柯庆施亦显得偏激。闻天曾言，其他错误尚可认错，唯独“里通外国”这一指控，无论怎样辩解，他都无法接受。面对要求他揭发的压力，他坦诚表示，并无任何可揭露之事。彭德怀性格直率，素来不涉阴谋，不参与秘密集会。对他而言，“里通外国”的指控，无疑是难以接受的诬陷。

张闻天夫妇晚年

张闻天离开外交部去经济所

自1959年遭遇不幸以来，闻天首先向小平同志寻求意见，小平同志建议他可以专注于研究国际问题；随后，他又向少奇同志咨询，少奇同志则建议他暂时避开国际议题，转而投身于经济领域的研究。闻天对此表示出浓厚的兴趣。李富春对此表示由衷的欢迎，他称赞我们这些实际工作者，认为闻天的加入将极大助力于工作，并表示欢迎他参与经济理论的研究，以此深化经济工作的理论深度。他还提到，闻天加入后，还将有机会参与党委的会议。闻天对于能够加入党委的消息感到欣喜若狂。然而，几天过去了，却始终没有收到回应。不久后，李富春的来信中表达了遗憾，告知未能获得批准。闻天随后转至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但并未被纳入党委。而我则被分配到了近代史研究所，并未赋予任何职务。我借阅了一些书籍来阅读，并积极参与支部会议。由于没有车辆，我每天都是步行前往。

闻天每日于经济所埋头苦读，整理卡片，其撰写的文章更是由杨尚昆转呈至毛主席御览。起初，毛主席尚亲自审阅，并批阅后分发给政治局同仁传阅，但后来便不再细看了。在经济所，李泽中曾担任闻天的助手。他居住在我们家中那间简陋的小屋，协助闻天抄写稿件，时常与闻天一同在院中漫步，探讨各种问题。真正提供资料、提出问题的，往往是李泽中。闻天对他甚是赏识，称赞道：“你为人诚实，品行高尚。”他实则可视为经济所所长孙冶方派来的代表。原计划派遣孙尚清，但孙尚清却不愿接受这一职位。

孙冶方是闻天在莫斯科时的老同学，闻天很器重他。他和孙冶方谈得好深。孙冶方常来我们家，一谈就谈半天，都是听闻天讲。他说：“在理论领域，尤其在辩证法的运用上，你的指导极大地提升了我们的工作效率。”他们意图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学。然而，康生与林涧青却对此事心生芥蒂，指控孙冶方过于亲近闻天，并称其鼓吹价值规律。

1964年，康生提出了一个疑问：为何在批判孙冶方和吹捧利别尔曼的同时，却不对张闻天进行批判？原因在于张闻天曾参与孙冶方所起草的政治经济学大纲。当时，经济所在批判孙冶方的过程中，实则也在间接地针对张闻天，尽管张闻天本人当时并未意识到这一点。有一次，他向我透露，当他前往经济所时，发现许多人见到他时态度都有所改变，表面上显得非常客气，但实际上却不再谈论其他话题。即使孙冶方见到他，也是客客气气的。他注意到书架上的变化，却始终无法理解背后的原因。

我从历史所范文澜那边多少知道一点风。一次我同我弟弟刘彬谈话时透露了我的担心。我说，闻天一直不停地写，不要将来再出问题啊。刘彬说，学术问题没有什么关系，历史将来是会说话的。不过他建议要多写点毛泽东思想的东西给上面看看，于是我转告了闻天。闻天就写了一些关于毛泽东的哲学、军事思想的文章。

自1959年以来，杨尚昆对闻天的关照未曾改变。在生活方面，依旧保持着原有的待遇。他依旧乘坐专车前往供应站采购所需，且每年都会主动为他安排前往青岛休养，来回均由公务车接送。然而，1965年闻天被调往广东，汪东兴接替了他的职务，情况便发生了变化。专车被取消，煤炭供应也中断，闻天只能靠生炉子取暖。闻天特地写信反映，因缺少煤炭，暖气管有冻裂的风险。这才得以调配了两吨煤炭，解决了燃眉之急。

长征岁月固然艰辛，然而我们的精神却始终洋溢着愉悦。自1959年起，精神上的压力愈发沉重，其苦痛远胜于肉体的折磨。庐山会议之后，我们倍感孤寂，甚至弟弟也不愿前来探望。我因受闻天之事牵连，他对我格外关照。我心情低落时，他便会带我前往公园散步，即便是雪花飘飘的冬日也不例外。将小倩接到身边，亦是出于对生活调剂的考虑。我们既是工作上的伙伴，也是风雨同舟的伴侣。